刘冰上书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缘起（钱江）

迟群、 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刘冰看不惯这一套。 在酝酿斗争的过程中， 他没料到“ 工宣队”的战友也杀将出来

刘冰，河南伊川人士，1921年降生。1938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踏足延安抗大校园。其后，他投身于抗日敌后根据地，曾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干部学校青年工作股股长，并在抗大六分校、太岳、岳南地区开展青年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渑池、宜阳县委书记，以及豫西区青年联合会主任。建国初期，刘冰曾担任中共河南省青委副书记、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学校日常运作。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冰不幸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种种折磨和侮辱，最终被下放到工厂进行劳动。

刘冰的历史记载清晰可查，所谓“走资派”的罪名不过是无端的诬陷，随着批判的深入，其内容逐渐变得空洞乏味。1969年6月，他得以重获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闲置，他在1970年1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当时，杨德中，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担任了书记一职。而清华大学校革委会的主任是来自八三四一部队的张荣温，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刘承能则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此外，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也被任命为副书记。刘冰的排名位居迟群之后。尽管他的副书记职位与“文革”前的第一副书记相比有所差距，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在他看来，能够在那个动荡时期获得工作机会已经足够令人欣慰。

在同一个校园里并肩工作，刘冰与迟群之间的不和谐之音迅速蔓延开来。

1970年岁末，军队资深干部张荣温离任。翌年1971年下半年，杨德中亦卸下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职务。至1972年春，海军将领刘承能亦宣布离职。自此，迟群跃升至校党委书记及革委会主任的双重职位，此外，他还身兼国务院科教组成员副组长之职。谢静宜则由先前的党委常委一跃成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其后更被任命为北京市市委书记。自那时起，迟群与谢静宜共同执掌了清华大学的命运大权。

此刻的迟群，年约三十五六岁，自负有靠山撑腰，在“文革”期间权势滔天，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刘冰对他最初的恶劣印象源于1970年的麦收时节。那日，清华师生前往昌平农村参与麦收，由刘冰与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派出的军代表惠宪钧共同率领。当这支队伍徒步行进约25公里，即将抵达目的地时，正高喊“身教重于言教”的迟群，却坐着吉普车率先抵达。刘冰对此行径颇为不齿。

“咱们先干杯。”酒宴开启，王洪文不断举杯向迟群敬酒，划拳行令，场面热闹非凡。刘冰平生首次在公务交往中遭遇如此喧嚣的划拳饮酒场景，感到颇为不自在。由于刘冰不饮酒，与席间的造反英雄们缺乏共同话题，他只得孤零零地坐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经过一段时日，听闻张荣温不幸染病，刘冰便亲自前去看望。张荣温向刘冰透露，迟群与谢静宜怀有勃勃野心，意图夺取权力。

1972年，刘冰肩负起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的重任。与此同时，原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如何东昌、胡健等人，也相继获得了“解放”，并被任命为副书记。

刘冰回忆道：“自从荣膺‘常务副书记’的头衔，我便如同作茧自缚，陷入了困境。”他时常主持党委常委会议，然而不久便察觉，每当向迟群、谢静宜汇报会议详情，他们对于会议的进展和每位成员的核心发言内容了如指掌。显而易见，校办公室中潜伏着他们的亲信。

进入1975年，这是“文革”的第九个年头，再度出山的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与江青一伙形成正面对抗，由此激发了刘冰的斗争决心。

自年初起，邓小平在军队内部、省区市委书记会议以及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系列发言，刘冰均有了解。然而，在清华大学，迟群与谢静宜却对邓小平的讲话进行封锁，禁止其传播。他们向刘冰告知，所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在向下级传达前，必须先行向他们汇报，并需得到他们的批准后方可进行传达。

在当前的整顿风潮中，刘冰正暗中筹划，准备与迟群展开一场正面交锋。

出乎他意料的是，柳一安，同样身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亦在密谋向毛泽东呈书，揭发迟群的劣迹。这位原本出自北京市建工系统，并在“文革”后期担任清华大学工宣队负责人之一的柳一安，曾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更成长为我国社会科学院“军宣队”的负责人。他对迟群的不良品质与行事作风早已心生不满，未曾料到自己日后竟会踏入清华大学，且恰好成为迟群的下属。面对迟群的跋扈行径，他内心充满了苦闷。

自1975年6月起，随着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的推进，柳一安愈发担忧迟群倚仗“文革”的势焰，必将在清华园中播下祸端。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终日辗转反侧，失眠成了他的常态，即便是在服用了安眠药之后，也难以入眠。在这种情形下，他总会把当时一同在学部工作的李兆汉，以及“文革”结束后成为中国教育报社社长、随后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的任彦申找来，与他们商讨应对之策。

经过三次讨论，他们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首先，迟群心术不正，具有强烈的野心；其次，必须与迟群保持距离，并最终断绝关系；最后，需要想出对抗他的策略。柳一安起初计划直接与迟群对话，将问题公开化。然而，李兆汉认为迟群心狠手辣，直接对话只会招致祸端，他建议向毛泽东上书，以获得主席的支持来彻底解决迟群的问题。他们讨论了要集中反映迟群哪些问题，最终决定避开“路线问题”，着重揭露迟群的野心、阴谋诡计以及不良作风。

柳一安联络了在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工宣队”成员惠宪钧以及党委常委吕方正，三人商议后意见达成统一，遂决定联名上书。他们还共同认为，鉴于三人均有着军人背景，应由一位资历更为深厚的原校老干部加入，以增强上书的说服力。于是，他们选择了早已觉察到刘冰对迟群持不满态度的刘冰作为盟友。

1975年7月的某日，正值下旬，北京市委在政协全国礼堂召集了各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在会议的间歇期间，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将刘冰引至休息厅的座椅旁，向他详细阐述了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向毛主席上书，检举揭发迟群的行为。他们郑重地告诉刘冰，迟群的问题极其严重，若不予以反映，便是我们的失职，亦是对毛主席的不敬。

闻听此言，刘冰顿时精神抖擞。他早已在思虑如何与迟群展开斗争，苦于一时找不到良策。而今，目睹三位“工宣队”负责人挺身而出，更显迟群失人心之状。刘冰立刻表态，坚定地表示全力支持三位的主张，并主动请缨，愿意亲自牵头，向毛主席上书。

当晚，刘冰与众四人齐聚惠宪钧的办公室，就呈递给毛泽东的奏章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众人一致决定，由吕方正负责起草初稿，随后再由刘冰对稿件进行仔细的修订，直至定稿。

迟群与谢静宜之间的直接冲突，促使他们加速了上书的过程。在向毛泽东上书时，胡耀邦明确表示了他的支持。

刘冰毅然决然，决心直面迟群与谢静宜的挑战。他坚定地做出决策，无论邓小平的讲话，还是中央及市委要求传达的指示，只要是通过官方渠道下达，都将亲自组织校内会议，确保信息得以传达。

决心坚定，冲突迅速爆发。

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要企业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对科技人员政策的看法，他指出：“必须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推行‘三结合’机制，确保科技人员不会感到失落。过去人们将科技人员称作‘老九’，而毛主席明确表示‘老九不能走’。这充分表明，科技人员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

刘冰听闻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深感其对于科技工作者、学校事务，特别是知识分子工作的指导价值非凡。因此，他决定在当天下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便传达这一重要精神。恰巧在这晚，迟群与谢静宜返回了清华大学。他们所安插在党委办公室的亲信随即向他们汇报了这一消息。

“我们早已告知你，为何你如此草率行事？”

刘冰与谢静宜争执道：“邓小平同志身为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发言为何不能被传达？毕竟，这份讲话是北京市委在特定会议上明确要求传达到各单位的党委。作为市委书记，您理应遵循市委的纪律。既然市委有规定必须传达，我为何不能执行？传达是否需要经过他人之手？难道作为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我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传达既无权也无责？”

刘冰的辩驳滴水不漏，谢静宜无奈回应道：“并非意味着你不准传达，只是说在传达之前，理应先向我们告知一声。”

刘冰表示：“稍后告知你们也无妨，为何你对于传达的消息如此不满？难不成仅仅是因为事前没有提前告知你吗？”

谢静宜无言，甩头离去。

午时已至，刘冰步出办公室，于庭院中与迟群不期而遇。彼此未施以问候，便各自径自前行。当日晚间，刘冰召集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向他们详述了上午与谢静宜发生的直面争执经过。

此次冲突加速了他们上书的步伐。在刘冰详细介绍了情况之后，惠、柳、吕三人纷纷表示了对刘冰的坚定支持。柳一安激动地说：“你做得好！正是要让谢静宜明白，违背党的原则绝不可取。”吕方正则表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妥协，我们对谢静宜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惠宪钧指出：“她明显是站在迟群一边的。”柳一安接着提议：“那就索性在这封信中提及谢静宜。”刘冰回应道：“我们还是按照之前商定的方案来，对谢静宜和迟群进行区分，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

此刻，致毛泽东的上书已告完成。在信件定稿之际，惠宪钧向其原属部队的师长田占魁、副参谋长马清源详述了此事，并获得了二位军官的热心助力。他们不仅提供了卫戍区一师的招待所房间，还预备了丰盛的膳食。

四位老干部吕方正、刘冰、惠宪钧、柳一安（自左至右）于1978年12月获得平反后，合影留念。

既然冲突已经发生，就要赶紧将信送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信不能直接寄给毛泽东，因为那样容易落到谢静宜、毛远新或是江青的手里。他们都认为这封信最好由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送毛泽东。只要邓小平能在这封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等人看见也不敢扣留。但这封信如何才能送到邓小平的手里呢?刘冰想到了胡耀邦。

1953年至1955年，刘冰任团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与胡耀邦非常熟悉，知道胡耀邦很佩服邓小平。1974年在刘冰恢复工作后，“文革”爆发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健也被“解放”了。建国之初，胡健是川北区党委青委书记，是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部下。这天，刘冰、胡健相约来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

在交谈中，胡耀邦询问刘冰：“你们那边的那两位情况如何？”

刘冰意识到胡耀邦所指的分别是迟群与谢静宜。他对这两位人物并无好感，但鉴于自己似乎难以深入交流，便如此回应：“关于那两位，实在是难以言表啊。”

胡耀邦随即回应道：“依我看来，实难称许，过于狂放矣！”

胡耀邦的话语令刘冰内心猛地一震。事后，他深觉这些话是针对1月24日和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会而言，迟群与谢静宜在那次会议上发表了极其傲慢的言论，且占据主导地位。

听刘冰说打算通过胡耀邦将信转交邓小平，惠、柳、吕3人都觉得这个想法好，表示支持。他们还认为，按照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清华大学的直接领导，所以迟、谢的问题也应该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报告。考虑到谢静宜也是市委书记，所以应该在致毛泽东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毛泽东本人已经看到后，再递交吴德。

今日恰逢周六，依据时序推测，应是八月九日。刘冰成功连线胡耀邦府上，却得知胡耀邦不在家中。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李昭，她告知刘冰胡耀邦已前往科学院办公。刘冰随即表明，自己有要事急需与胡耀邦面对面商谈。李昭便提议：“那么，请于明日的星期天下午四时，至家中一叙。”

翌日，刘冰如约抵达胡耀邦的住所。却未料胡耀邦已前往科学院，李昭亦未在。尽管如此，胡耀邦并未遗忘先前的约定，临行前特意嘱咐保姆引领刘冰至书房稍作等候。在等待期间，刘冰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书桌上的书籍，发现胡耀邦正专注地研读列宁与毛泽东关于科技领域的论述。这无疑反映出胡耀邦近期对于相关问题的深思。

不久，胡耀邦的身影重返，尚未踏入屋内，其声音便已先行传来：“刘冰，你已至。”

刘冰致以问候道：“我早在四点便已抵达。没想到您星期天还在工作呢？”

胡耀邦言简意赅：“有事就上班。”

刘冰讲述了写信给毛泽东的事。

胡耀邦抽出一支烟，点燃后对刘冰言道：“你还记得，我去年曾提及过他们二人。你方才提及的这些事情，按理说也是意料之中的。他们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投机行为罢了。在我们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人并非少数。你给主席的信，可曾带来？”

他接过信件，戴上花镜，目光严谨地审视一番，随后言道：“贵方信函需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务必以事实为依据进行陈述。”

刘冰言道：“耀邦同志，您所言极是，我们始终坚持用事实为言。”

胡耀邦曾言：“尔等信中所提及的迟、谢二人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无非是形容词堆砌，空洞无物耳！”

刘冰解释道：“这并非形容词所能涵盖，彼时的情境便是如此，唯有以这样的词汇方能形容。”他随后详尽地阐述了一番当时的具体情况。

胡耀邦认可了，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我支持你，能帮助你就帮助你。”在把信转交邓小平一事上，胡耀邦谢绝了。他说：“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住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刘冰表示：“若是事先未有任何沟通，突然出现在门口，被哨兵拘捕，那可就尴尬了。”

胡耀邦面带笑容，提议道：“能否请你通过邮局给他寄送过去？”

刘冰觉得不稳妥。

胡耀邦道：“好，请你替我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拨个电话，咨询一下信件投递的相关事宜。记得使用红机子进行通话。”

刘冰辩解道：“我并不拥有所谓的红机子。即便是在清华大学，也仅有一台，且位于迟群老师的住所内，我又怎能跑到他那里去使用呢？”

胡耀邦微笑着说道：“那么，就请使用我的那部红色电话机吧。”

他带刘冰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刘冰在胡耀邦面前拨通了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王瑞林。听刘冰简述情况后，王瑞林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刘冰坦言：“鉴于我并无中南海通行证，因此无法将物品送达国务院。”

“邮局寄也可。”电话那头道。

刘冰担忧地说：“信怕丢。”

王瑞林：“没问题，你寄吧。”

刘冰在电话中与邓小平的秘书交谈时，心中略显尴尬，遂轻轻挂断了电话。

胡耀邦询问道：“王秘书最终有何回应？”

刘冰言道：“他仍旧要求我通过邮局寄送。”胡耀邦回应道：“那么，你就按照他的要求，从邮局寄送吧。”

刘冰犹豫，不愿这么做。

“我看你不妨直接将他送至家中，这样最为稳妥。告诉你，他的住所位于×街×号，门前有一条狭窄的胡同。你尽管大胆行事，无需畏惧。”

刘冰采纳了这一提议，察觉时辰已晚，遂向胡耀邦表达了离去的意愿。

刘冰离门之后，转念又返身，经惠宪钧之助，找到了邓小平住所的警卫部队。翌日，便是惠宪钧亲自将信件送往邓副主席的居所。王瑞林告知，邓副主席正出席中央会议，午休后便会回家，届时信件便可直接交付他手中。

刘冰等人顺利地将信件寄出。信件底部清晰标注的日期，正是“8月13日”。

邓小平果真将刘冰等人所写的信呈递给了毛泽东。不料，毛泽东在审阅信件后，指向放置文件的桌子，对身边的秘书吩咐道：“暂且搁置一旁。”如此一来，这封信便被搁置了下来。

“回想起‘十大’之后，迟群宣泄不满时，谢静宜竟跪于其前，紧握其手，说出违背原则之言，我们当时实难忍受。”这一幕发生在党委书记办公会议上，谢静宜竟在迟群面前单膝跪地，恳求他停止抱怨。此情此景令刘冰、惠宪钧、柳一安等在旁人惊愕不已。

信函落笔完毕，依旧依照往例，递送至邓小平的住所，并请守卫转交给王秘书。然而，这一次王瑞林并未接受这封信，而是回应道：“此处不再接收信件，请将信件转至国务院。”这一回应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刘冰等人致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可能出现了问题。

察觉到局势愈发严峻，刘冰毅然决然，采取了破釜沉舟的策略，寻访了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并肩作战的太行山老战友，即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恳请他伸出援手。李琦遂将信件转交给了时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由胡乔木转呈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本应意识到，刘冰等人首封书信已现不祥之兆，续递此信恐前途未卜。然而，在直面与“四人帮”激战的关键时刻，他仍旧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呈递给了毛泽东。

关键在于，自1975年10月起，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他并未立即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等人所写的信件作出回应，同样，对邓小平递交的中国科学院的汇报也未曾予以批复。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人上书。毛远新在汇报工作时，将矛头指向邓小平

1975年10月，82岁的毛泽东重病在身，行动和讲话都发生了困难。从这年10月10日起，毛泽东的侄子、时年36岁的毛远新开始担任主席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进入了中央核心层。

刘冰等人10月13日的第二次上书，没有达到期望中的效果。毛泽东特别不能容忍对“文革”哪怕是隐含的批评，这样，刘冰等人的上书产生了问题。10月19日，刚刚看过刘冰等人的第二次来信，毛泽东在接待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就要打死?小谢是带着3万工人进驻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

毛泽东指出：“务必告知小平同志，切勿受骗。小平同志对刘冰先生有所偏袒。你们六人——小平同志、先念同志、东兴同志、吴德同志、小谢同志、迟群同志——应先行召开会议，共同研讨处理事宜。这两封信件应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各位同志传阅。清华大学可开展辩论，并允许张贴大字报。”

毛泽东一言九鼎。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决定按照毛泽东所言，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4人向毛泽东提交关于此事的报告，并说:“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报告。

邓小平于10月31日致信毛泽东，希望专门会见。他写道:“我有事需要向主席面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了邓小平。见面时，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为刘冰转信之举。邓小平向毛泽东问及科学院的汇报。语言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汇报中说我曾说过“科学是生产力”，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此言分量极重。回顾“文革”时期那波“造神”狂潮，此类情形无疑堪比“伪造圣旨”。自古以来，此类行为便被定性为“欺君之罪”！

邓小平显然领悟了这层含义。他随即提问，自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央所实施的方针和政策是否得当？

毛：“对”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多谈，邓小平很快就告辞了。

第二天，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矛头直指邓小平。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

毛远新对毛泽东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他指名道姓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的反映点到了毛泽东的心病。他特别怕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又向毛远新谈起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原来，收到刘冰等人写的、由邓小平转交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要秘书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也找出来看了一遍，很不高兴。他认为刘冰的信代表了对“文革大革命”不满意的一批人。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不错的，但他的错误在于坚持了“文革”的错误，偏袒了迟群、谢静宜。

毛远新趁势为迟群进行辩护，指出他们在贯彻主席所倡导的教育革命道路上态度坚定，即便十个指头中也有七个是值得肯定的。

听了毛远新的“汇报”，毛泽东表态同意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针对刘冰的信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段话，在随后的“打招呼会议”上传达了。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11月2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将自己的看法以及毛泽东的意见说了出来。

邓小平听毛远新说完，表示不同意见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邓小平回顾自己三个月来的工作说:“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看，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他向与会者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空气紧张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家的刘冰与妻子讨论了整整一夜

11月3日下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用含混的语言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意见，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不支持刘冰的上书。“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拉开序幕。从那以后，清华大学几乎天天开会斗争刘冰等人，规模逐渐加大，到11月12日，召开了有1300余人参加的批斗会。在这次会上，只有批斗者的发言，刘冰等4人不得有一言辩护。

11月16日晚8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判刘冰等人的来信。除政治局委员外，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到场。显然，这后5人是来接受批判的。

刘冰到场较早。会场上的座椅围成圆圈，前后两排，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列席会议者坐在后排。看到胡耀邦也来了，刘冰过去挨着他坐下。胡耀邦和刘冰握了手。纪登奎正好坐在他们前排。他在建国之初任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和团省委书记刘冰相熟，掉过头来和刘冰握了手。

邓小平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

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邓小平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

张春桥当场就叫了起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邓小平不顾这些。他冷静地把两张记录纸片放到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姚文元发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小平没有搭理姚文元。姚文元重复自己的话，并且指着刘冰等人问：“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 　 座中吴德马上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小平说：“那好吧，请毛远新传达一下。”

毛远新当场念了毛泽东的批示。

在场的刘冰，此时也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示的真实内容，如晴天霹雳，脑中一片茫然。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心跳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感到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接下来王洪文发言，说自己最近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王洪文连续念出了一连串只言片语，都是他收集到的“反映”，质问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革命，专讲一些旧观念、旧思想，搞旧的一套。”他还指责了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的整顿。

张春桥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文元说：“报社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

他们东一句西一句，没有系统的发言，占据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江青时而坐在沙发里，时而站起来走动，一边走一边说些什么，与会者也未必听得清楚，但明白她是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着。叶剑英也不说话，静观眼前事态发展。

晚上11时许，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

这天的会议上，几乎全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讲话，江青在一边为他们打气，胡耀邦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前来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刘冰以为待他走到人民大会堂就会被逮捕，没想到居然在深夜12点回到了家里。妻子苗既英看到刘冰回来非常惊喜，连声问道:“是怎么一回事?”

刘冰向妻子透露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详细信息，尤其是毛泽东的批示内容。

苗既英在听闻这番陈述后，沉默良久，泪水不断，终于哽咽着说道：“这真是莫大的冤屈！”稍作沉思后，她对刘冰表示：“向那位长者写信反映情况，似乎是在指责他，而中央副主席转达信件，亦被视为偏袒，如此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苗既英带着质疑的口吻说：“这位老人家真的糊涂了吗？都80多岁了，年纪大了确实容易健忘，但这批示看起来是不是有些颠三倒四？”

刘冰直言：“非仅因糊涂，实乃误信了毛远新、谢静宜片面之词所致。”

苗既英感叹道：“依据这样的批示，你将被定罪为反对毛主席，那便是反革命行为！若这样的批示被收录进《毛选》，我们岂不是永远背负着冤屈？”

刘冰感慨道：“确实如此，如今已无路可寻，再无去处申辩。邓小平同志转达的信件，似乎偏袒了我，这实在不合常理。目前唯有进行自我反省，力求留在党内。只要生命尚存，待时机成熟，再做打算。反对毛主席的指责已然落在我头上，我担忧因此被开除党籍，一旦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明日晚上的政治局会议，恐怕我们五人都要接受审查。现在，我们得好好思考如何应对这次检查。”

苗既英表示：“要么是进行检查，要么是不进行检查。我们究竟需要检查什么呢？”

刘冰表示：“主席指出矛头指向了他，难道不进行核实可以吗？不可以！因为这样又可能被扣上反对主席的帽子，岂不是更加冤枉？几十年来，我们亲身体验到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成长也得益于他的思想滋养。在这件事情上，即便主席犯了错，从道义上讲，我们也不能与之对抗，以免让主席陷入困境。”

步入晚年的刘冰提及此事，坦言自己当时对主席怀有深厚的个人崇拜之情，此番言论充分揭示了他当时的认知状态。

夜幕低垂，刘冰与苗既英展开了深入的交谈，直至凌晨三点钟。即便服用了安眠药，他们依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们持续商讨着如何在次日政治局会议上进行审查，直至曙光初现。

翌日，刘冰身陷极大的痛苦之中，整日思虑着夜晚即将进行的审查。若不审查，恐怕会被指责为既反对领导又不愿承认错误，从而损害领导的威信，这是刘冰不愿见到的局面。若审查，则可能将无错之处说成有错，这不仅是对自己的欺骗，更是对领导的欺骗。领导指出写信动机不纯，矛头直指他，这究竟从何而来？然而，即使申辩，又有什么用呢？

终究经过深思熟虑，刘冰终究下定决心，尽管心中不悦，还是勉强完成了这份检查。或许，主席正是期待这样的结果。

【转换失败】：胡耀邦实事求是，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风云乍起，刘冰等人遭批斗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次日晚上八点钟，原有的人员再度聚首，就相同议题展开会议，依旧由邓小平担任主持。他提及，在昨日的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进展。他转而面向毛远新询问：“在昨晚的会议中，你向主席汇报完毕后，主席是否有所指示，请告知大家。”

毛远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开始念他的记录。毛泽东还是肯定了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乃至又一次肯定了“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待毛远新说完，邓小平转向胡耀邦等人说：“你们5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耀邦闻言即刻起身，声音洪亮地说道：“我想提出几点看法。主席特意邀请我们五位同志参会，这无疑是对我们极大的关怀。在此，我要向主席表达我由衷的感激。昨晚，王洪文副主席与我长谈，他提及了一些问题，在此我郑重声明，那些问题并不存在。若有关于我言论的指控，我未曾说过那些话，恳请中央进行调查核实。我与刘冰曾在团中央共事，他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帮忙转交一封信件。我明确表示支持他，但告知他信件需自行送达，因我们并非同一组织系统。我属于科学院，而他则是清华大学。因此，我无法协助他转信。如此而已！”

言毕，胡耀邦缓缓落座。此刻，会场上气氛凝重，一片寂静，即便是受到驳斥的王洪文，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胡耀邦的这一表态，实质上首次公然表达了对刘冰的支持，令其陷入了一片险境。

刘冰事后回忆道：胡耀邦的这番讲话实乃非凡。在那日随后的发言中，包括我在内的诸多“列席者”都不得不违心地进行自我批评，称自己“只见局部而忽视整体，纠结于琐事，列举罪状，误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而唯有胡耀邦挺身而出，坚定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未曾承认错误。在这样的氛围中，仅凭一己之力承担责任，又谈何容易！胡耀邦真乃具备坚定意志的铮铮铁汉！

刘冰说，在这点上，我做得不如胡耀邦。即使是检讨，也考虑得不周密，说得也太多了。其实，那天晚上我只要说:我拥护主席的批示，回去认真检讨，这就够了。在这一点上，还是邓小平高明，说得无懈可击。

在那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宣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毛批评邓“从来不抓阶级斗争”。结果到这天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也作了仿佛是自我批评般的检查，但只说了一句话:“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斗争。现在散会。”他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重复了一遍。这样做，反映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在1975年11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落幕之际，遵照毛泽东的明确指令，中央紧急召开了一场名为“打招呼”的会议，旨在全面启动并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清华大学的大批判浪潮迅速席卷而来。自11月19日起，刘冰及惠、柳、吕等四位同志被分别带到各系接受轮番批判。直至12月下旬，刘冰同志因身心俱疲，病情终于恶化。在一次批判之后，他头晕目眩，几乎无法行走。当晚9时，他躺在病床上，仍有他人企图将他带走，继续在系里遭受批斗之苦。

翌日，刘冰及其妻子苗既英携手抵达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门诊部寻求救治，随即被确诊为“急性肾盂肾炎”。主治医师秉持人道主义原则，力主刘冰即刻留院接受治疗。然而，清华大学方面却对医生施加压力，不允许刘冰入住干部病房。尽管如此，内科主任不畏权势，亲自为刘冰安排了干部病房，并特意安排他与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同住一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至1976年元旦，刘冰的病情已基本得到控制。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长期患病不幸逝世，刘冰闻此噩耗，悲痛不已，在病房中长时间默默流泪。次日，清华大学派人将刘冰从医院召回。

持续的批评直至四月仍未间断，其内容虽大体相似，然而重复的言辞如同潮水般涌来，逐渐让人感到了疲惫和麻木。

至五月，专案组将刘冰等四人派往大兴县的清华大学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与刘冰同组者，还有在“文革”期间再度遭受批判而被迫边缘化的何东昌。数日之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教师、胡耀邦之子刘湖亦抵达农场，与刘冰分至同一组别。这一变化让刘冰感到警觉，他们彼此间避免交谈，以防落人口实。

在团河农场，刘冰几乎是日复一日地承受着批斗的折磨，有时甚至一天之内需经历上午、中午、下午及晚上的四次批斗。让他感慨万分的是，在这片土地上，竟只有一位老人敢于毫无畏惧地接近他。这位老人便是清华大学的老工友高文有，那时他已经年过六十。高文有不受迟群那套做法的影响，他总是对刘冰说：“刘冰，吃过晚饭就到我这儿来。”两人在此共饮香茗，闲话家常。高文有公开表态支持邓小平，而高师傅出身清白，造反派对他无可奈何。

刘冰在无尽的苦痛中煎熬，终于迎来了“文革”的落幕。1976年10月14日，当刘冰从清华校办工厂的劳动岗位上得知“四人帮”被覆灭的消息，他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工友们纷纷向他道贺，说道：“这下，你的问题应该能够得到解决了。”

好事多磨，磨了两年。

1978年6月23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达在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清华大学的工作后，谈到了刘冰因上书毛泽东一事还未平反的情况。

邓小平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明确指示道：“请你转告北京市委，务必为刘冰同志安排合适的工作。此事已尘埃落定。”

彼时，刘冰正在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接受治疗。6月26日，刘达特意前来看望，面带喜悦地告诉他：“你的困扰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

然而，两个月时光流转，北京市委依旧毫无音讯传来。刘达随即向五机部部长张珍力荐刘冰担任北京工业学院的工作。

张珍迅速向胡耀邦进行了汇报。胡耀邦指示道：“你应当亲自与刘冰进行沟通，只要他本人表示同意，组织部方面自无异议，予以支持。”

关于刘冰的上书事宜，至此终于尘埃落定。在深思熟虑之后，刘冰决定拜访张珍，并向其表明，在这样的北京环境中工作并不适宜。最终，他决定前往兰州大学就职。

1985年10月，胡耀邦同志（位于右侧第一排）在甘肃省委副书记刘冰同志（位于左侧第一排）的陪同之下，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刘冰等同志所撰信件，揭露迟群、谢静宜同志的问题，完全遵循党的组织原则，所提问题亦均属实。所谓诬告之说不攻自破，理应予以驳斥。对刘冰等同志所遭受的一切不实指责，应予以彻底澄清。同时，对于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亦应予以恢复。”

此刻，刘冰端坐于主席台上，心中百感交集。回想起三年前的11月，同样是在这个礼堂的主席台上，迟群与谢静宜这两个小人得意洋洋，颠倒黑白，欺世盗名。而如今，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早已将那两位政治丑角从舞台边缘淘汰。